她穿着一双很好的半统靴子，那只帆布袋是考究的，一只手上戴满了戒子，银手镯，配着一条银链子，玻璃珠子。她有一种不羁，甚至略为邪气的味道，与她秀气纤细的脸不合。她是瘦削的，所以刚才我的车子经过，还以为她是一个男孩子。
雨还是下着，我开了车内的暖气。车子里没有无线电，我不喜欢车子有无线电，这世界已经够吵了。
“香港怎么样了？”我反问。
“老样子。各式各样的人，想尽各式各样的办法赚钱，气派特别，无耻也无耻得特别。赚了钱拼命的花钱。我喜欢香港，真是洞天福地。”
“读完了书还是可以回去的。”我笑了。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特别的论调。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不是。
“你在这里多久了？”她问我。
“三年。”
“没有回去过？”
“没有钱买飞机票。”
“说笑话。”
“真的，省了钱，都是千辛万苦赚回来的，做餐馆，做工厂，那些英镑，恨不得都存下来，一张张裱在墙壁上，留为纪念。结果都花在旅行上了，非常想家。有时候想才是滋味，真正回去了，不过如此，”忽然之间，我也发起牢骚来，“回到家里，是另外一个世界，我又未曾完全适应英国，又与香港脱了节，驼子摔交似的，两边不着。”
她笑。显然很同意我的说法。
我喜欢她，太多的女孩子到了外国，来不及拍照片，买新衣服，找男朋友，猎丈夫，恨不得立地生根，一辈子在枝上做凤凰，穷的慕虚荣，不择手段的滥交，有钱的搔首弄姿，吊着卖。只有她是例
三年里我见过的女孩子，只有她是例外。她是为了什么来的？我不明白。
她而且这么沉默。
我看不透她。
她说：“当然你读过这首诗，三个皇帝去朝圣，千辛万苦到了，看见了基督降世，再回来，不过如此，两个陌生的世界。对我来说，生活总是陌生的，我不适应生活，又没有资格叫生活迁就我，所以到处一样。上星期我在巴黎，然后再去马赛，我喜欢博物馆，因为画与雕塑是静的，它们好歹不出声，我喜欢。其余的，不过如此。大城市，看过香港，其他的都乏味。马赛是臭的。只是传说可爱，可爱的人，可爱的地方都不能接近，接近就失了美态，据说威尼斯更脏。我对旅行完全失去了兴趣。还是读书好。”
这一次轮到我笑了。
“我说得太多了吗？”她问。
“没有。我有同样的感觉，真的，不骗你。”
“大多人喜欢旅行。写明信片，最后一句总是：‘多希望你也来！’真滑稽，没有比这更幽默的了。不过是一个地球。你有去过天像馆吗？宇宙是伟大的，是不是？”
我微笑。我喜欢听她说话。
她声音是温柔的，像小溪流过石卵，那种节奏，使我无法不留心听。
我给她一包糖，她一颗颗的吃着。
我把车子停下来。
小食店到了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伞。天气真冷。
我把一条长围巾缠在她脖子上，她抬头看着我。她的脸还是异常的苍白，眼角的一颗痣像永远的眼泪。我们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我与她走进小食店。
小店里有几张高凳子，我与她坐上去。一个浓妆艳抹的金发女人走过来，她真是全副武装的：假睫毛，耳环，项圈，低胸裙子，厚底鞋，又胖又壮，手臂上汗毛是汗毛，雀斑是雀斑，人还没有走近，一股体臭先袭人而来。我那一点点离别之情，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不在外国住久了，怎么晓得中国人的好处。
我问身边的女孩子：“你吃什么？”
“可口可乐吧。”她说。
“三文治？”
“不。”她说，“我不饿。”
“你一定要吃点东西。芝士三文治可好？”
她点点头。
我叫了两份三文治，两杯汽水，我们坐着。
她终于没有动那份三文治。她的脸向着窗外，雨顺着玻璃流下来，流下来，外边是漆黑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她心不在焉的喝着可乐。
她是孤独的。我知道。我看得出来。
我说：“到伦敦天就亮了。”
她点点头。
“春假可以回去，见到朋友，你就不寂寞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我寂寞？”她问。
“看得出来。”我答。
“不可以以貌取人。”她笑。
她的笑不过是动一动嘴角，然而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逗人；我想：或者可以问她的地址，或者可以写信给她。如果我是一个真正懂得感情的人，我应该留下来，为她留下来。但这年头，哪里去找这样浪漫的傻子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，最多不过为她的寂寞，为她的别致感喟一下，如此而已。啊，这世界。到处一样的。
我放下了玻璃环。
她已经摸出了角子，放在桌子上。
“让我请你。”她说。
我没有与她争，我点点头。
我们离开了小食店，她老实说：“我真有点疲倦了，不过还支持得住，在外面吃过苦的人，无所谓，去年暑假我为了赚点外快，在一间酒店里天天工作十四小时，几乎精神崩溃。做完出来，多少才恢复原气。我绝对不看轻体力劳动，但我不喜欢体力劳动。”
我先开了车门，再从行李箱里拿出一条毯子，递给她，我怕她会冷。我们上车，又继续路程。每次去伦敦，我都觉得路长得永远不会到似的。
这一次例外。
我问：“你的名字，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她转过头来看着我，“你呢？你叫什么？”
“我单名靖。”
“靖？晴？”她低声问。
“不是诚，是靖。立青。”我说，“姓张。”
“如果是女孩子，叫晴多好。”她笑，
“晴。”
“我没有兄弟姊妹。”我说。
“我兄弟姊妹很多，都是有才有干的，只除了我，我是蠢材，徒然叫他们为我担心。”她平静的说。
“胡说，”我道，“怎么可能！你少截顺风车，他们就不用担心了。上次有一个女孩子，搭便宜车失了踪。”
她调皮的说：“她搭了一架绿色的莲花跑车，我比她精，我截老爷车，开破车的人不会坏。”
“你没有男朋友吗？找个男孩子接送也罢了。”
“是，我也动过这种脑筋，结果这个男孩子接了我两次后就动手来搭我的肩膀。”
我温和而带点惊异，“搭肩膀是普通的事。”我说。
“是。拉手都行，但是接送几次就得取回代价，我没有那么便宜，他想昏头了，我还是乘火车好得多。”她轻描淡写的说。
这么倔强，我很吃惊。
“为什么不买一辆车呢？我这辆车三十五镑。开到伦敦，就送给一个好朋友算了，干脆之极。”
“呀。但是我母亲扣留了我的车牌不还，我撞过车，她怕我丢了性命。”
我摇摇头，她真是野马。而且她也没有告诉我她的名字，为什么？怕我吊她膀子？我不会登徒她，她也应该知道，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我不想再问她，她有权不告诉我。
我问她：“你会唱歌？唱个歌，以免我睡着了。”
她怔了一怔，她说：“多少年了，我乘一个男孩子的车子，他说：‘跟我说话，不然我渴睡，会撞车。’我只乘过他的车子一次。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子，可惜所有可爱的男孩子都已经有女朋友了。”
我说笑，“我很可爱，但是我没有女朋友。”
她看我一眼，“你恋爱过？”
“有。”
“她在哪里？”
“不知道，分了手没有再见过。”
“她可美？”她问，非常有兴趣的样子。
“对我来说，是的，她有非常圆的眼睛。”
“发生了什么？”她问，“为什么分手了？”
“她到夏威夷念大学，我来了英国，我们没有吵架，只是信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后来就完了。奇怪的是，我极想念她，但是我没有写信。完了就是完了。”
我从来没与人说过这一段故事，但是忽然之间，在车子里，我对一个陌生女孩子说起。
“你不惋惜？”她问。
“有什么用呢？我吐血也没有用，这年头的蝴蝶是毛虫变的，不是梁山伯祝英台。”
“我也爱过一个人。就是那个叫我不停说话。好让他半夜清醒地开车的男孩子。我爱他。我们只见过两面。也许见得多了，少不免吵架，少不免也闹翻。但我们只见过两次。他不知道我爱他。那不重要，我爱他就行了。”
我边问：“他长得好看吗？”
她说：“他有真清秀的浓眉，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好的眉毛，真的。”
她怔怔的笑了，甜的苦的无可奈何的一个笑。
“你想念他？”
“无时不想。”
“唱一首歌。”我说。
她唱：“如果你要离去。
在一个夏日。
你不如连阳光也带走，
我现在告诉你，
当你掉头而去，
我渐渐失去生命，
直到下一个再见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