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非常，”她微笑。
我扯扯她头发，“你头发很干净，我见过这么多英国女人，只有你一个人的头发是干净的。”
她拂开我的手，“你真坏。”
我笑了，路上都是黄黄的牛油杯花。我们挑了一块草地，坐了下来，等火车到来。
她侧头看我，“你长得真好看。”
我吃惊的问：“我？”
她点点头。“可以扮女孩子，还比很多女孩子漂亮。”
“你算是赞我？取笑我？”我问。
“赞你。”她说。
我拥住她的肩膀。
火车来了。我们这次问得清清楚楚，才上了车，挑了一个最好的座位坐下来，她靠在我肩膀上，我说她是个好孩子，我们胡扯着，然后火车开动了。我买了张报纸看，体育版上登着里兹队输了给利物浦，两方拥趸打架，警察抓了三十个人，我笑着扔开了报纸。有什么好看的呢。很快就可以回到家了，今天不能算一天，明天才开始做人吧。
我忽然想到表姐。
她现在是否在教堂里？是不是？那个念头一闪而过。火车窗外的牛油杯因风都歪在一边，仿佛在说：忘了吧忘了吧。
我向身边的女郎笑了一笑。
她吻了我的脸，我连忙看有没有人在偷瞧，她笑我畏羞，我拍打着她的头脸，倒成一团。
最后，她说：“你有一张婴儿似的脸。”
“我是一个男人。”我补充一句，“一个规矩的男人。”
“我真喜欢你。”她说。
我吻了她的鼻尖。“我到了黑池，打电话给你。”
“真的？”她问。
“真的。”
“你不过在说笑，像你这么样子的男孩子，是不会认识外国人的。”
“我不是认识了你？如果你对我不好，我还会到处去诋毁你呢，说你与我睡过。”
她微笑。她不会相信我会做这种事。
火车开动着。
“你连我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而且也不问。”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温柔的问。
“安琪。”
“安琪。”我笑了，“好名字。安琪。”
我仍然挽着她的手。她的手指上有好几只细小银色的戒指。我把她的戒指把玩着。
她把其中一只脱了下来，戴在我的尾指上。那是一只结，很别致的。我扬了扬手，很得意的样子。
火车驶得飞快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又渴睡起来，我枕在她手臂上，睡着了，我们在火车上得好几个小时呢。我已经够累了，实在太累了，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机会，有一种安全感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温暖舒服。而且我不会过站，因为她会叫我起身。
我睡得很舒服，直到火车收票员叫我起来，“黑池！黑池！”那老头子的声音一声叫。
我睁开眼睛，马上说，“安琪，我到了。”我转头，“安琪？”她不在，她到洗手间去了？我到处找她，问其他的人。
收票员说：“那个金发女孩子？她早你一站下车了。”
“什么？”我抓住他。
“早你一站下车了。她说：到了黑池，叫你起来。”
“她走了？”我震惊。
“是的，”收票员摇摇头，“我恐怕是的，先生。”
走了。我发着呆，走了。我摸着她给的银戒指。
车到了黑池，我下车。火车缓缓的又开动。她走了，安琪，留下一只戒指。我摸摸手指，留下一只戒指，旅馆费是我出的，火车票却是她付的，两不拖欠，她走了。
那一头金发。
我叫了计程车，向大学驶去。我不再疲倦。我睡够了，但是她呢，大概做人是这样的。我们同时误了车，又再一同乘车回来，然后就完了。
一只手袋
阿健打电话来说：“唐！借你的公寓用一用，你不是要去东京三天吗？”
我说：“不借。”
“唐，做人别做得那么绝呀。”阿健说。
“不惜就是不惜，你这个人搅七捻三，到外边的酒店去搅，不要到我屋子来。”
“这次不一样！你别想歪了头，绝对不是你想像中的那回事。”阿健几乎要指天发誓。
“阿健，我压根儿不相信你。你少说废话，不但屋子不能借，车子也不能借。”我挂上了电话。
结果阿健下午来了，他赖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走，游说了三个小时，我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上他他的当。或者是他上了女人的当，谁知道呢？这世界不是男女平等了吗？
我的眼睛看看窗外。男人的趣味这么坏，女人的趣味也这么坏，到底这世界除了肉欲与互相利用还剩下了什么。
我希望我可以像那个男孩子，在雨中等他所爱的中年妇人，淋得一身湿，然後后的女人出来了，他微笑，顾左右而言他，看到身边的广告招贴，随口问：“你喜欢勃拉姆斯吗？”广告上做的是勃拉姆斯的音乐会。沙岗的小说。我也希望像梁山伯，匆匆赶下山去，见到祝英台，楼台相会，祝英台告诉他，她要嫁为马家妇了，他也没说什么，傻半日，只是默默的道：“你可知，我为你一路上，赶得汗淋如雨啊。”没有多大的抱怨，回家开门，吐血死了。
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天下充满了阿健这种人，偏偏又有那么多的女人，从床上跳上跳下，我觉得厌闷，这样下去，我快变成性无能了。
阿健是不会放过我的，他问：“到底借不惜？”
我抬起头，“好的，借给你，假如这样做会令你快乐，我不介意，我希望每个人都快乐，真的。”
“谢谢你”阿健将于良心发现了，“我认识你多年，唐，你家那盏灯不大好看，我另送你一盏。”
我尝试微笑。
我把锁匙给阿健，我说：“我家的佣人会服侍你，我明天走，星期五回来，当心我的家具，别弄坏了。”
“不会不会，你别小器，我会小心的。”阿健说了便走。
下了班，我默默的收拾行李，这么多年了，旅行、水远是一个人，不论是公干，不论是玩，总是一个人。飞机上闷闷的看小说，看得眼花缭乱，到了站一个人到处乱逛，好不痛苦，巴黎去了四次，都是一个人。
我快心理变态了，老处男的脾气。
我收拾好行李，第二天一早便走了。寂寞的飞机场，寂寞零落的飞机。在东京三天，也没有女孩子托我买东西，一气之下，一口气买下一大堆时装，每个女秘书发一件。
回来也没人接，自己叫了辆计程车，计程车司机以为我是个游客，大大的敲我一笔，我并不讲价，我已经太累了，一皮夹子的文件资料，带回家来整理，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，我只想好好睡一觉。
佣人笑眯眯过来开门，看样子阿健留给她的小费还真不少，阿健把锁匙留在茶几上。
佣人对我说：“少爷，房间都整理过了。”
“是。”我说。
我进房，躺下，看着天花板。
转过头来，看见床头柜子上有一只女装手袋，我一怔。抓了过来，那是一只小型的晚装手袋，银色金属绸织的，触手冷冷、软软的，又发出轻微的声音。
谁的？谁把手袋都忘了带回家？
还有谁？这里根本不会有女人进来，当然是那阿健的女人。阿健这女人挺高级，不但不向阿健收钞票，还把这么漂亮的手袋给漏在此地了。
明天，告诉阿健吧，叫他把手袋取回去。
但是这手袋这么小巧美丽别致，令人产生想像力，它的女主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女人？
我想了一会儿便放弃了，最多不过是别处陪人睡觉的女人。
我把那手袋放回原处。
第二天我见到阿健，说了这事。
阿健愕然，“是吗？这么冒失的女人，怎么办呢？”
“怎么办？把手袋送回给她呀。”我说。
“但是我不认识她！”阿健居然理直气壮的说：“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不知道她的地址，不知道一切！”
我的妈，我真的无法忍受。
阿健解释，“你知道，大家都寂寞，都有需要：…”
回到家中，那只小小的金绸手袋仍然在那里。
阿健也许这辈子也见不到它的女主人了。即使见到，也不会认得，这个女子也不会把这手袋认回去的了。真是。
我静静的打开了那只袋，把里面的东西倾在桌子上。
一支美丽的原子笔，纯银的，上面刻着漂亮的花纹，一只打火机，与原子笔同牌；一包香烟，银星牌，没有薄荷的那种，一张五百元的纸币，几只角子，一只蓝金牌的粉盒，粉是棕红色的，小镜子已经打破了，裂成一片片，一只小钻石耳环，只有一只，没有第二只。因为手袋的面积是那么小，因此也没装太多的东西，有一条银色的锁匙扣，长方型的牌子上一个C字，她连锁匙都不要了，阿健认识的女人都是这么伟大。
我把一切杂物都放进那只手袋里，谁拣到了真是谁的便宜，单是那颗钻石耳环都有廿分大。这女人到底是谁？恐怕她也不认得阿健了，两人在路上碰见如陌路人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