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梯的门一开，我就走出去，一边说：“我先走一步。”
我不敢回头看他。
他成为我心头的一块大石。
我觉得对他不起，相反来说，如果他不是一个盲人，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。如果他不是一个盲人，我们此刻可能已更进一步的谈到其他问题了。
我硬生生强自压抑着感情不露出来，很快就瘦下来。
母亲假装看不到，并没有逼我说什么。
直至一日，她同我说：“朗家要移民了。”
“啊？”我很意外。
“他们一早就申请的，因觉得景昆到外国去会得比较方便，因在西方，社会对伤残人士有更好的照顾。”
“是。至少能够阅读的刊物也多一点。”我说。
“公共场所也有特别为他们着想的设施，”妈妈说：“我很替他们高兴，也很替你高兴，因为你可以松下一口气。”
知女莫若母。
“我此刻可不可以见一见朗景昆？”
“我想他会得找你。”母亲说。
我低下头。
“你看你，优柔寡断，喜欢他，但又不致于为他牺牲，以后真正谈恋爱时，切莫这样。”
“是。”我说。
景昆直到收拾行装的时候才来找我。
我们两人默默散步，大家都心事重重。
他说：“到了那边，我想再读几年书。”
“那也好。读书是最好的。”
“会不会来看我？只伯你到时儿女成群了。”
“我有空一定来。”
“别哄我，”他紧紧握住我的手。
我禁不住也紧紧的握着他的手。
“我们是朋友。”他再三重复。
但我们两人那知道，他不止视我如朋友。
我说：“我会得寄录音带给你。”
“一定要。”
“我读武侠小说给你听。”
“真的？你真的会那么做？”他兴奋的说：“我渴望听到金庸的武侠小说。”
“我保证读完全部。”我也高兴起来。
“谢谢你。”
“我要谢谢你才真。”我说：“很少人能够提供如此纯洁的友情。”
他苦笑。
“祝福你。”我说。
我们终于拥抱了一下。
他动身那日，我去飞机场送他，他戴着太阳眼镜，一切与普通人一样。
我站在母亲身边，不发一语，只把三盒录音带放在景昆手中。
他微笑，“有没有说到声音沙哑？”
“没有。”我哭了。
“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”他轻轻说。
我连忙擦干眼泪。
我们再次道出再见。
在进入飞机场禁区的时候，他转过头来，仿佛看我一眼。
母亲唏嘘的说：“那么好的男孩子，真可惜。”
但他不需人可怜他，他好强、独立、有毅力，他集全许多优点，不解释、不埋怨，但不幸他是盲人，更不幸我只是一个庸俗的人。
我一直黯然。
相信以后想起他，还是黯然。
外国人与我
小表姑有个绰号，叫外国人。
因为她跟我们有分别。分别不在外表，而在性格。
样子上她跟我们家其它女子没有分别，一贯的扁面孔，不爱熨头发，但性格上有很大的距离。
“我们也不知外国女子是否就像她那种脾气，反正不像我们，就当她是外国人与异族，就像广府人士，管谁是湖北山西上海陕北黑龙江人士，通通是外省人。
表姑从小就有那种骄傲的样子，一大堆小孩在一块玩，小舅舅小阿姨都与年纪相差无几的外甥侄儿在一起，就她不肯，只是把双手绕在背后，冷冷观望，微微皱眉头，有点儿不屑。
她从来没玩过洋娃娃，对任何棋类都没有兴趣，凡是分胜负的游戏，也一向不参加。”
真是个外国人。那时候科幻故事尚未时兴，否则干脆称她为外星人。
母亲说，她父母亲分开．对她的影响很大，自幼寄宿读书，更使她孤僻。
到大家十七八岁时，女孩子都迷着学化妆，看时装杂志，认定一个歌星崇拜，她从来没有。
嗳呀，真了不起，她看存在主义的小说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
“借给你，加谬的《陌生人》。”
那本薄薄的书放在我那里至今足足三个世纪，动也没动过，一打开就头痛，看不下去。
那时候咱们都看《香港映画》。
我们跟风学打网球，她早已腻了球类，跑去踩脚踏车，我们打桥牌，她又去学书法，有意无意，总不与我们合群。
大家忙着考港大，她一声不响溜到欧洲去升学，寄回来的明信片都不是风景，而是美术馆里的杰作，一套套的，要不是从乔叟到但尼逊的诗人肖像图，便是印象派宗师名画，特别新鲜。
那时本市还没有名店林立，她常常送我们狄奥的小皮夹子，或是写着大大ＹＳＬ字母的围巾。
这一些玩意．等我们学会的时候，都已经不流行了，换句话说，她永远比我们先进，咱们一直比她老土。因为自幼一齐长大，接受她的个性，倒是不觉她古怪，反而欣赏她。
自欧洲回来， 也有人在长辈面前说她坏话。
母亲说，堂嫂偷偷讲，某女的男朋友多得不得了，时常在外边过夜，不返宿舍。
母亲只得回答：“那还不人人如此，不交男朋友，难道还槁同性恋不成。”
由此可知是有人不喜欢她。
与众不同是不大好的。
我们找理想男人的时候，她找理想的工作。等我们发觉婚姻生活其实并不那么牢靠，她已经获得升级，等不少同年纪女子闹离婚时，她已是董事长第一助理。嘿，请看看谁的投资较为聪明。
她什么都走先一步，占了便宜。
当年要争取一个好男人的竞争是激烈的，而女人投身工作的机会却比较好。而现在，她有名誉有地位，又没有老，真是什么样的男伴都有。
我同我那一半说：“外国人真聪明，而且还不是小聪明。”
丈夫说：“你也不坏呀，有个好家庭。”
“生孩子谁不会，哪个女人不是把一个背一个拖一个。”
丈夫说：“像我这样的男人，打着灯笼还没处找。”
“那还得看下半辈子，言之过早。”
“外国人也得付出代价的。”丈夫说。
“我也有付出呀，你看人家仍然是细腰身，七年前的衣服仍然穿得下，我已成为水桶。”
“但是你可以说是为家庭牺牲的，她可不能说是为社会牺牲。”
这倒也是。
“你有一点头昏身热便可挟以自重，在丈夫子女前叹声劳苦功高，她可不能在老板面前噜苏。”
话都给男人说尽了。
有时候只觉生活沉闷，不知外国人如何应付，也许未必夜夜笙歌，到底多几个变化。
近来她也不大打扮，很多时给我们的感觉是有点疲倦，但谁有胆子及自信去批评她。
反正她之步伐与我们从不一致，大家熨头发，她留直，大家把头发洗直，她又熨发，人舍她取。
最近一次我间：“你在哪一家理发店？”
她说：“我一向自己洗，半年没上理发店久”真不得不服贴。
她梳一个阿婆髻。其实女人并不会因发型而变得年轻或年老。束髻跳芭蕾舞的小女孩仍然是小女孩，因缺乏自信，很多女人一过廿七八便爱打前刘海企图遮住皱纹，弄得不好看上去只觉油腻，适得其反。
或许外国人的诸般恐惧都搁在心中、我们看不出来。
或许她午夜梦回，痛哭失声，但这些没有人知道，我们看见的，仍是她的风光。
在一个偶然场合，她被我丈夫的一个老同学看见，人家即时惊为天人，要求介绍。
我丈夫想推：“现在这种独立型女性很多，何劳我们作媒。她们不大肯生育，不会是好妻子。工作又忙，说不定应酬比另人还多。”说了一大堆侮辱之辞。
我看不过眼，拍胸口说：“此事包我身上。”
那位同学欢天喜地的去了。
我被抱怨：“你干么接这个球？人家还会没有朋友？听说升职的时候花篮连房间都轧不下，直摆在走廊上。”
我笑说：“我虽只在小家庭中兜圈子，也懂得送花的不一定是朋友，朋友不一定要送花，这种表面功夫哈人都会做，你只要在高位上，那还少得了花友饭友。”
“真心朋友不是那么容易找的。”
“我愿意为她试一试。”
“当心碰一鼻子灰。”
“她也是人呀。”
“你敢不敢打件毛衣给她穿？你一定会想：她万一不穿丢进垃圾筒怎么办，一片心血付之汪洋。别野人献曝了，你认为难能可贵的东西，人家眼中不值一哂，人家道行多么深，不会因你高兴的事而高兴。”
我扮个鬼脸。
当时虽无作说服状，但事后也觉得丈夫说得对，他不会指一条黑路给我走。
故此包在我身上的这件事，迟迟不见实施。
那同学益发盼望，求了又求，求了又求。
我只得办一个茶会，请三五知己，认明大家聚一聚，并不是相看。
这才知道原来摆下筵席，不一定有出席的人，大家都说忙，茶会又无吸引力，到头来反而是外国人最爽快，答应来吃点心，到底叫她外国人，不是没有理由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