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一个鸡尾酒会派对。
我最不喜欢鸡尾酒会，为著业务不得不来站著，身上穿一套诗韵大减价买回来充场面的华伦天奴礼服，五折还得六千元，已经满身不自在，这个外国人还要埋怨我士生土长的城市对他不够好。
再让他加一条罪名吧：这里的女人傲慢粗鲁。
我老阗同我说：“你不应叫他滚回老家去。”
“那么，爬回去吧。”
“为什么心情这样坏？”
“我不喜欢洋人。”
“这话从一个在伦敦读完管理科硕士的女子口中说出来，未免稀奇。”
不熟悉他们，也就没有资格不喜欢他们。
我是个读书人，比不得一些无知妇孺，在家坐久了，靠偏见为生。
“什产地方都有好人。”老板说。
“是是，百步之内，必有芳草。”
“我是他同学，他同我诉苦，并无过份之处。今日带你出来，特意把他介绍给你。”他板著面孔。
我诧异起来。
“桂，你廿七岁了，别一直这样天真好不好？”他脸色变得非常严厉“我是为你好，杜维治比你大五岁，未婚，人家是波士顿望族，天主教徒，花旗国公民，嫁了他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”
我开头尚不大明白，等回过意来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笑得眼泪流出来，笑得弯下腰，笑得老闱差点儿开除我。
原来担心我前途，替我做媒来著。
真的，是真为我好，否则还不会担这么大的关系。
嫁过去什庆都解决了：住屋、工作、护照、归宿。
但我是我，在伦敦六年，这样的机会并不算得上千载难逢，人就是这样，取得到的东西便不算稀奇。
我说：“不敢当，我没有资格做花旗国主妇．那些洋汉子习惯把女人当洗衣机洗碗机，做主妇什么都─脚踢，过节动不动叫二三十人回来吃饭，平日闷得慌，我太知道。”
“所以说你小家子气，读几年书也没看见世面，同你说他家是望族。”
“我不相信他家有私人飞机。”
“茅厕砖头，朽木不可虽也。”
那日我们不欢而散。
为什么不喜欢洋人？十多岁时结识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友，她与德籍男友在一起走了八年，越走那相貌越似吧女，稀疏头发刮得蓬蓬松松，细长的腿越露越多，开始穿黑色鱼网袜，说话浪声浪气，时常打电话来诉苦，说经过红灯区，那些做洋人生意的女人看见她挟著外国人走便开口骂她……
给我的印象深刻而坏，年轻时觉得一切都是女友咎由自取，沦落不堪。
钱来出去读书，这等狭窄的思想自然没有了，但对外国男孩子却始终无法改观。
他们邋遢、自私、贪玩、浅薄，一天到晚性性性，对女人与对功课同样没有责任感，一点灵魂都没有。
我根本无法与他们交通。幸亏伦敦少不了中国男孩子。
堂妹嘉露与我同时在伦敦，二伯伯望女成龙，特地买了一层小洋房，好让女儿专心念书，嘉露念的是法律，转眼便认识一洋人，自称是记者兼摄影师，傲慢得不得了！没到一个月便拿枝牙刷搬进去与嘉露同居，衣食住行全由二伯伯负担。
这还不止，这家伙动不动侮辱人，一见我们去探嘉露，便问：“都是表姐妹吗？啧啧啧，”一边讪笑，“你们中国人表兄弟堂姐妹算算真多，今天嘉露可得花钱喂你们。”
我忍不住拉开大门叫他滚，他有办法，别靠中国女子吃饭。
事后嘉露还怪我。
这么多坏经验加在一起，受不了。
后来也有人告诉我，不少华籍妇女嫁洋人都能得到幸福，始终我不肯相信。
毕业后回来找第一份工作，进外国洋行做经理助理，与我同级但已做了三年的一个洋汉叫爱伦，说什么都不服气，要欺侮我，女秘书在打我草拟的信，他都要把信自打字机轮盘下抽出来，同我“研究”措辞。
我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，他认为他是英国人，是以英文一定比中国人好。
但我不是这么想，我说：“我是伦敦大学的硕士，你不是，你只是一个中学生，只考过A级试，所以按照英国人规定的教育程度来说，我有资格改你的稿，你没有资格动我的稿，且你又不是我上司。”
他当下是被我难倒，出不了声。
见他的大头鬼，英国人说不好英文的不知有多少，英国难道没有乞丐，不要唬人了。
但自此我与他不和，貌合神离一年，我辞职他去，找到现在这一份工作。
外国人的小苦我是吃过的，是以杜维治的灿烂金发并没使我的态度缓和下来。
直至半年之后，我们为业务上的事混得非常熟，才开始第一次非正式约会。
我与他虽然坐一起喝茶，当中的距离足有万载玄冰那么宽，他欲想消除我们间的隔膜，怕真得要下一番功夫。
他与我说笑，说我看上去很疲倦。我说铁金刚开完四小时会精神崩溃。
“你眼睛彷佛在做梦。”
“我整个人都在梦。”
他说起有位华裔朋友，回家渡假，偶然认识一女，不知恁地，那女人就缠住他，要同他结婚，硬要到美国去住，入籍，闹得满城风雨。
这件事的主角原来我也认得，便只好说：“什么样的人都有。”夏日罗曼斯怎么捱得过冬天？她太无知，很少男人会为了数度风流而娶那女人。
当著杜维治面，我不想数落女同胞。
杜维治很困惑，“曾经一度，我还以为这里所有的女人都是护照主义者呢。”
我只得笑。
“你没见过那瞎缠的劲……真叫人害怕，一天好几个长途电话，都指明由对方付款──”
“什么都得付出代价，这是给你们男人的好教训。”
“是的，他们警告过我，这是一个昂贵的城市。”杜维治微笑。
我气不过，“而且女性从不结账，你叫侍者吧。”
杜维治急问：“我又得罪你了？正如你说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咱们以事论事，你不能不准我发表真实意见。”
我不出声，他说得确有些道理，只有极度自卑感的人才会对批评作出过强的反应。
“你都不是那种人，让我们做个朋友好不好？”
那对我来说太不公平，难道我还逢人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成，又不能到处嚷嚷“我不是为了入籍”。
我仍然犹疑，成见太深，一时无法消除。
除此之外，在其他事上，我与杜维治的意见倒是一致的。公事上我们常站在同一阵线上，两人都喜欢运动，吃生冷的食物，爱日本菜，一年捐三次血……
一次发觉大家一连五年的五月，都在苏黎世渡假。
杜维治问：“怎么我没碰见过你？”
我心想，碰见也没用，反正我不会与洋人打招呼。但打那个时候开始，已不好意思扫他的兴。
我把他收得很紧，很少在人前公开亮相，也绝不介绍他给亲友。
我与他去的地方，都是见不到人的，像在远郊跺脚踏车，便是杜维治与我最喜欢的运动。
我们去到很远很远，几乎是边界，大节当前，男男女女都在打扮，晚上好去派对玩，我与杜维治却跑到这里来踏自行车。
我带了一件大衣，放在背囊，上车时连长裤都脱掉，穿短裤，戴上头盔，把跑车式自行车踏得飞快。
我一直喜欢这项运动，梦想买一辆九千美金、全部手制、六个排档的黑豹名车。
杜维治追得上我。
我们在一个水塘边停下来，把车拦在山旁，坐在石块上，我用大衣盖著身子，仰头看青天白云。
杜维治把矿泉水与三文治递给我。
“很少有这么户外的中国女子。”
“你认识多少中国女子？”我反问。
他用手擦擦鼻子，“够多。”
“坐井观天。”
他笑，不再与我争。
我心情很好，尽量不去多心。
“晚上一起吃饭如何？”
我说：“我不想出去。”
“那么到我家来。”
“我一向不上男人家。”
“那么我到你家来。”
“请客容易送客难。”我说：“况且我上个礼拜就约好姑妈四点锺见。”
“你也未免太小心了。”他笑我。
“今天过节，你无处可去？”我问。
“当然有，分身乏术，乾脆避到你这里来。”他朝我挤挤眼。
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又把自行车踩回去，缚在房车顶部，开车回家。
他帮我把车子搬入屋内。
我说：“很冷，我想沐个浴，你自便，别听我的电话。”
他瞪我一眼，取过外套，“我还是走吧，再留下来要被你侮辱至死。”
我刚要替他开门，门铃响，我一怔，谁？
在防盗孔一看，吓得我，“是我姑妈，”我低呼：“她早来了。”
杜维治问：“那还等什么？开门呀。”
“不可以，”我急道：“不可以，怎么可以被她看见你。”
门铃继续响。
我急出油来，“你到我衣柜去躲一躲。”
杜维治说：“不可以！”
“你不去我以后都不睬你。”
“你不去应门她自然会得走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