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按熄香烟，扭开电视，看到Muppetshow中鲁道夫纽路叶夫与猪仔小姐跳起芭蕾，笑得几乎昏过去。
上床看武侠小说，作者提到《三国演义》中许褚赤膊上阵，身中两箭，评书人注解：“谁叫汝赤膊？”我又大笑。
不知为什么竟有这么多好笑的事。
可是又有什么是值得哭的？我既非失恋，又役失业．下个周末的约会也订下了，我有什么烦恼？头发又未自，脸上又没皱纹，我哭什么。
然后我就睡了，一宵无话。
做了个恶梦，看见母亲眼我说：“看你怎么没嫁人！”做恶梦与现实生活一模一样。
奇怪，小时候老梦见老虎追我，一追好几条街，或是掉了一颗牙齿，或是自悬崖跌下来，种类繁多，醒来松一口气，还没洗完脸就忘了，现在的恶梦连绵不绝，都是现实环境的反映，花样都不变，好没味道。
第二天还是要工作的。
女学生们在说生物课：“记得几年前我们做青蛙实验？青蛙死了，但是碰一碰脊椎神经，四肢还是会动弹，有些人活着也是没脑袋的，只是脊椎神经在推动他们的活动。”
我想到张佑森，他是标准的脊椎动物，拨一拨动一动，坐在我客厅中看电视看到八点半起身告辞，连的士可音乐节目都看进在内。
我的学生比我聪明。我低头改簿子。她们喜欢在作文的时候闲谈，只要声音不十分大，我由得她们。
我又听见另一个小女孩说，“某次有个男孩子约我看戏，我去了，看到一半，看不下去——”
“为什么？”另一个问。
“描写男人同性恋，恶心。”
“呵。”
“于是我说要走，假意叫他别客气，继续看完场，谁知道他真的往下看，散场还到我家来按铃——你说有没有这种自痴？”一阵银铃似的笑声。
“有，怎么没有，还有人一年不找我姊姊，忽然向我姊姊借车呢，我姊姊说：车子撞坏了怎么办？那人说：你那辆又不是发拉利，有什么关系？气得我姊姊！”
我把头抬一抬。
一整班忽然鸦雀无声。
我说：“在班上交掉作文，回家不必再费时间。”
我顿时听到沙沙的写字声。
我叹口气，走到窗前去站着。课室还用着竹帘，可是现在古老当时兴，阳光透过细细的竹帘射在我脸上。我眯起双眼，不用照镜子，也知道眼角有多少皱纹。
放了学我到弗罗赛太太家去喝茶。
弗罗赛太太是我从前念中学时的英文教师，今年五十多岁，我一直不知道她国籍是什么地方，她早已自认是中国人，能说很好的国语与粤语，但也喜欢讲英文与少许法文。
她喝茶的习惯倒是纯英国式的，一套银茶具擦得晶亮。家里有个佣人帮她把屋子收拾得十分干净，白纱窗帘还是从布鲁塞尔带回来的。
夏天的下午坐在她家中很宁静，多数我藉口向她倾诉心事。
这次她温柔地说：“我亲爱的，你想得大多了。”
“这是因为我不了解生命。”我轻声说。
“亲爱的，生命只供你活下去，生命不必了解。”
“但是，”我握紧她的手，深深叹口气，“但是我觉得困惑。”
“你睡得可好？”她问我。
“并不好，我有服镇静剂的习惯。”
“现在根本买不到，”她诧异，“政府忽然禁掉镇静剂，你怎么还买？”
“总有办法的，”我说，“鸦片禁掉百多年，现在还不是有人吸？”我苦笑。
“这不是好现象。”她拍拍我的手。
“我在半夜醒好多次，第二天没精神。”我说，“所以非服食不可。”
“你是否心事很多？”弗罗赛太太问。
“也不算是心事，有很多现实问题不能解决。”我答。
“经济上你不应有问题，是爱情吗？”
“是的。我的烦恼是我没有爱情烦恼，你明白吗？”我问。
“我明白。”她说，“为什么不跟你父母谈谈？”
“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这些话，他们从来未曾帮我解决过任何问题。每夜我都做恶梦因小事与母亲吵。你知道的，我念中学时便与你说过这些问题。”
“你身边不是有很多年轻男人吗？”她微笑问道。
“我不喜欢他们。”我说。
“一个也不喜欢？”
我摇摇头，“不。”
“每个人总有长处。”她还在微笑。
“他们的长处我不感兴趣。”
“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”
“他们未必要与我培养终身兴趣。”
“你这孩子！”
我苦笑。
“工作呢？”她又问。
我很惆怅的说：“我始终做着螺丝钉式工作，得不到什么满足，感情方面失望，事业又不如意，忽然之间我发觉原来我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名，因此才困惑。”
“亲爱的，你想做谁？”
我撩起头发，烦恼的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你希望做个家庭主妇，终身致力于丈大子女？你行吗？你愿意？”
我缓缓的摇头。
“抑或是做阔家少奶奶？手戴钻戒搓麻将。”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人，我只是不满现况。”
“亲爱的，你闻到蛋糕香味否？”她说，“让我们先把烦恼忘记，然后开始吃。”
我笑，“遵命，弗罗赛太太。”
带着一个饱肚子，我回到了家中，该夜睡得很好。
周末我想在家睡懒觉，于是推张佑森的约会。
“不是说好出来的吗？”他问我。
“我忽然有点不舒服。”我用老藉口。
“但是我约了另外一对朋友，不好意思推他们。”佑森焦急。
“你又没征求我同意，我怎么知道你约了人，张佑森，你最喜欢自说自话。”
他没言语。
“你约了谁？”我忍不住。
“我的上司贝太太。”张佑森说。
我问：“贝太太与先生？”
“是的，贝太太不是见过你一次？她想再看看你。”
“看我，我有什么好看？”我说，“约的几点钟？”
“八点钟在天香楼，贝太太请客。”他说。
“你怎么能叫贝太太请客？你应当先付帐，把钱放在柜台，知道吗？”什么都要我教。
“知道了，那么我来接你。”
“我来接你是真，你又没车子。”我忍不住抢白他。
“是。我七点半在家等你。”
“就是这样。”我挂了电话。
我很烦恼，想推的约会推不掉，又不想去，只觉得累，我胡乱找件白裙子来罩上，化点妆，便开车出去，本来应当去洗个头，但是为张佑森与他的同事？我废事麻烦。女为悦己者容。他又不悦我。况且我们之间已无男女之分，不然我也不肯反过去接他。
接了张佑森，我一声不响把车驶到天香楼。找到地方停车，与他迸馆子，主人家还没到。
张佑森把两百块现钞放在柜台。我没好气的说：“不够的。”
“要多少？”他惊惶的问。
“你带了多少？”我反问。
“两百。”
我叹口气，“这是五百大无，借给你。”
他茫然：“要这么多？”
我在人家订好的台子上坐下喝茶，没好气。这个乡下人，简直不能带他到任何地方。我只觉一肚子的气，张佑森的年纪简直活在狗身上。
我低头喝着茶，十分闷气，没精打采地，嗑着南瓜子，张佑森沮丧，他问：“展翘，你不高兴了？是我笨，我一直笨。”
我抬起头，“也没什么，你别多心，主人家马上要来了。”跟他出去，就像与儿子出去，事事要我关照。
这还是好的了，只要不是白痴儿子，总有长大学乖的一大。张佑森到底读过数年书。
我看看表，八点正，那贝太太先生也应该到了。约会准时一向是艺术，可惜渐渐懂这行艺术的人越来越少，姓宝姓贝都不管用。
正在无聊，眼前一亮，一个“中年少妇”盛装出现，身上一套彩色缤纷的“米爽米”针织衫裙，三寸半高跟鞋，珠光宝气，向张佑森展开一个笑容。这便是贝太太了。
我不记得曾经见过这位女士。她亲亲热热的称呼我们：“嗨森，嗨翘！”熟络得不得了。
我低声向佑森喝道：“拉椅子！”然后虚伪的笑。
比起她，我真寒酸得像个学生。
我一直没看到贝先生，因为贝太太身体壮，衣饰又夸张，把她丈夫整个遮住，直到贝先生在她身边探出头来，伸出一只手问：“是张先生与林小姐吧？我是贝太太的丈夫。”
我忍不住笑起来。
贝先生是个顶斯文的男人，衣着打扮都恰到好处，不似他太太，一抬手一举足都要光芒万丈，先声夺人。
她不是难看的女人，很时髦，很漂亮，过时的不是她的衣着，而是她的作风与体重。张佑森到今天这样。这个女人上司要负一半责任，被她意气风发的指使惯了，自然变得低声下气。
我侧头看贝先生。他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含蓄地微笑，我的脸一红。贝先生对他的妻子很包涵，一贯的不答腔，自顾自的叫菜，招呼我与佑森，很少说话——我们其实并没有大多的机会出声说话，贝太太甚多伟论，她正在设法告诉我们，她那个政府单位如果没有她，会整个垮掉。张佑森无可奈何的听着她，而我却有点眼困。